贝壳社区发布环球博讯一圈逃离马尼拉：躲在烟花巷里的网络博彩公司狗推们
在逃的“狗推”们
午夜，坐在客栈的酒吧长廊里喝着San Miguel，贝壳社区发布我收到了一条信息：“哥，我曾经到深圳了。有时间常联络。”没等我说话，老何就在我旁边乐呵，由于他也收到了相同的信息。我们一块坐着，都为小五松了一口吻。下一个回国的，就该是老何了。
小五来自宁夏，刚十九岁，从博彩公司逃窜的时分，不当心把用于工作的两部手机也带出来了。大约是由于太惧怕，顾不及冷静下来，两手一甩就把手机扔了，然后逃到了这家“龙门客栈”。每天除了到马路对面的便利店买点面包，他简直不断躲在房间里，不敢露脸。就算偶然出来透个气，也会不断黏在老何身边。老何说：“他带走的手机触及公司的信息，很可能会被抓回去。”一旦被抓回去，他们有一万种方法折磨你。一开端我还觉得有点危言耸听，听过些网络上传播的故事，固然在网络上听过，我也不尽然全信；直到我来到这里，贝壳社区发布听着故事到拂晓破晓。
到马尼拉从事博彩行业的人，带着不同的阅历来，最终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个游戏中。有的人是主动来淘金的，但有的人是被朋友骗来的；有的人在国内欠了一堆贷款或赌债，博彩是他们翻身的最后一棵稻草，只能拼死一搏。还有的人，则是被中介公司的人忽悠来的。小五就是被“黑中介”骗来的，他也是后来才晓得，诈骗是这里来钱的独一活法。“黑中介拉一个人3000块，干满一个星期加1000，干满一个月还能拿到更多。”老何估摸地算了下，中介公司拉一个人来马尼拉能够轻松挣个七八千。除了劳务派遣的中介费，还有签证和机票钱，中介公司都能够从中获利。而这些钱，最终都会算在博彩从业者身上。
东南亚的博彩和中介公司通常都会以游戏推行的名义招聘员工，也提供人事、助理或是财务等职位。但大家都分明，最缺的就是推行，特别是“狗推”。所谓的游戏推行有三个阶级：天推、地推和狗推；说白了都是拉人来投资/赌博的，只是渠道和手腕不一样。
天推指的是公司会每天发给你一些客户名单，不需求本人找资源；地推固然资源没那么优越，但也能够在一些网站和群聊里找到适宜的猎物；而狗推呢，全靠一双手在网上码字，经过各种社交平台发掘客户，这个过程通常会随同着复杂的情感劳动。公司会提供一些特定的聊天模板，让他们能够随时转换成白富美、贝壳社区发布高富帅等任何一种角色，经过“诈骗”感情和获得信任来到达目的。
狗推们心里都分明，推行的最终目的，是让客户失去金钱。
阿吉是个东北人，和小五差不多都是同一时分逃到这家旅馆，碰巧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他一边给我这个“小白”上课，一边描绘他异常无聊的狗推生活：日复一日戴着不同的面具寻觅猎物。大局部时分，他都在扮演心爱的女生跟一帮大老爷儿们调情，光这点就让他这个东北纯爷们儿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通常，他们会先摸分明对方大约有几钱，然后渐渐引他入局；以在公司内部有渠道为由，骗他们投资或者充值；然后再以各种理由锁定账户或者封锁网站，里面的钱就再也取不出来了，全都流进了博彩公司的银行账号里。
就在阿吉耐烦地为我解说博彩公司的各种角色时，老何忽然来了这么一句：“逃出来的全他妈是狗推”“太恶心了”。老何没喝多，但说话有点上头，大家都在旁边听着，然后低着头，各自缄默。我们围坐在一块喝着酒，把话题扯开，不久又扯回来。想谈，又不想谈。
大家东一句西一句，混杂着各种叙事，可中间一直隔着太多的省略号。只是，每当有人见怪黑中介和博彩公司的时分，老何又会跳出来说：“怨不得他人，要怪就怪本人贪，活该。”
大家又再次缄默。
马卡蒂的夜
刚住进这家客栈的时分，我并未撞见这些想尽一切方法逃离博彩公司的人，他们仿佛不存在一样。我每天一个人穿越于马尼拉的各个角落，从Poblacion到帕塞，又从唐人街回到马卡蒂。贝壳社区发布但一切我遇到的当地人都会通知我，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工作。
我后来晓得，他们所说的“工作”根本意味着两个意义：博彩和毒品。马卡蒂的博彩公司的大厦不断灯火通明，从旅馆左近的阿亚拉大道望过去，有些楼层一片一片地亮着灯。在里面工作的菜农们，就像是夜里的幽魂，两点一线地往复于公司和宿舍。
马卡蒂是马尼拉大都会的其中一个城市，也因其金融业务兴旺被誉为“亚洲的曼哈顿”，处处都有商业大厦和现代化商城。写字楼外面的世界，常常纸醉金迷。
白昼，上班族衣着西装领带穿越在红绿灯中间；可一到午夜，这里又换了营生，变成了繁华的烟花巷。小姐姐们衣着超短裙，拉着白人老头在街上聊天；半工半读的高中生揣着兜里的Cialis，无聊地蹲在路边，只盼着能多卖几盒——那是特地为贪婪的白人老头儿准备的壮阳药，他们常常喜欢一次带三个小姐姐。而一盒Cialis，管够四天。
“No money no honey。”保安大哥笑容地看着我，又望了望坐在客栈门口等候爱情和蔼意的年轻人，淡淡地说道。每天看着人来人往，他深谙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。
这家龙门客栈就藏在这纸醉金迷的马卡蒂闹市中，由于靠近中国大使馆，又是左近最廉价的客栈，成为了流亡者们的最佳选择。从博彩公司逃出来的这些人，就像二战的难民普通，等候着一张去往自在世界的通行证。不同的是，他们等候的是中国大使馆签发的游览证。
客栈的二楼是一个餐厅酒吧，晚上偶然会有驻唱歌手安静地唱几首，贝壳社区发布餐厅往上的几层，则是住宿的房间。从二楼餐吧的走廊望进来，正是马卡蒂最繁华的红灯区和酒吧街。站在走廊抽烟，便能够听到街上的叫卖和调情发出的笑声。
若不是我当时决议多逗留一会儿，跑到走廊上抽烟，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他们。我们中间所隔着的，不只是客栈的房门，更是后来令我难过的所谓的社会区隔。他们顽固地置信，一个博士生永远不会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。大约是由于我比他们更顽固，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竟算交上了半个朋友。在马尼拉的那些夜里，我和阿吉、老何、小五他们一块抽烟、喝酒、泡夜店，然后各自分开这座城市。
开半挂车的老何
老何是个河南人，以前是开半挂车的，拉点买卖，勉强一个月有五六千块的赚头。他总是衣着白色的短袖上衣，双手插在胸前，轻轻显露那中年发福的啤酒肚。大约是微胖的关系，总有点笑佛的自由感，笑起来的时分让人感到踏实。年轻时开着半挂车不断在外跑长途，整日不在家里，媳妇儿自然也没下落。往常三十多岁，身无分文，“明天都不晓得尿在哪儿”，更别说娶媳妇儿了。
虽然生活困顿，娶媳妇儿只能是痴人说梦，可他还是看上了刚参加我们的一个女孩儿。我们坐走廊上喝酒时，有个女孩儿走过来，发现我们是中国人，便参加了我们。
她衣着一身利落的职业西装，像是来这出差的商务人士，一脸疲惫地坐在一旁。由于她不断猎奇地探听大家的来路，又不喝酒，惹起了阿吉的警觉，但女孩儿坚持承认本人是记者。这时我忽然认识到，我也是那个不合时宜的“男孩儿”。大家的说话又在试探与缄默中交替停止。
老何在一旁听着，开端跟女孩儿聊一些严肃的家国话题，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悲观的想法和对党国的怨。我和阿吉都觉得到老何诉苦和寻求了解的愿望，但是女孩儿无法承受一个充溢阴谋论的论说，居然跟老何吵起来了。最后谁也争不过谁，女孩索性离席了。
女孩儿走后，老何一双眼睛直勾勾盯着我说，”我想上她。” 我一时不知作何回应，只好大笑，酒桌上的荷尔蒙混杂着彩色的LED灯、街上行人的恼怒声、餐吧的音乐声，一同飘荡在马尼拉的上空，然后慢慢散去。正好像这里一切的交集，都会慢慢消逝。
大约是女孩儿忽然离席勾起了某种悠远的共鸣，老何终于开端放松了他对我的警戒。他开端想起来本人如何一步步地掉进了马尼拉的菠菜圈（博彩）里，成为一个不合格的菜农，又为何赶忙逃到了这里。正是这个无论如何也不愿加我微信的老何，在我们认识的第一天跟我聊到了清晨五点。“我不论你是不是记者，是不是来挖黑的，反正我都不论了。你要拍照也随意你，完了在文章里把我打上马赛克就行了。”
我想那个女孩儿是真的触发了他脆弱的一面。
老何做了十几年的货车司机，从青年开到中年，没什么特别的，生活就一天天平淡地过去了。钱挣不多，但也饿不死，总算有口饭吃。有一天，他照例开着半挂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，后面忽然蹿出来一辆卡车，嘭的一声就撞上了他的车，幸亏他及时停稳了车，才没有因急剎形成侧翻。那是他第一次感遭到生命的真实存在，原来死亡离本人那么近。
老何本来以为这是一同不测的事情，但事故的真相忽然令他深信的某些东西霎时崩塌了。撞他的那个人，本来车就蹭坏了，由于没买保险，又没能让前一个人为他买单，情急之下，只好在老何身上碰碰运气，想经过制造另一同不测，让老何负个全责。老何简直把能想到的粗口都骂了一遍，可还是无法了解，是什么样的生活把人逼到要用生命的代价去换一口饭吃？
就这样，老何没再开过半挂车。他开端放弃以前的生活，想要发财。贝壳社区发布他开端觉得，只要发财了，生命才不会变得这么低价，面对死亡时才不会如此无力。“人不能什么都没享用过就见棺材了，对吧？” 后来，在朋友的引见下，他进了传销组织，又出来了。再后来，又在朋友的引见下，他来到了马尼拉。
到马尼拉的时分，老何才发现本人被朋友卖了。这个朋友可是他的发小。他朋友不只拿中介费，还一改和蔼的脸色，让他乖乖地上交了护照和手机，软硬兼施让他留下来。连本来保证的薪资，也变成了甘美的圈套。
“一个月下来撑死三四千块。”老何愤愤不平地说。说好的别墅宿舍，也变成了拥堵黑暗的双架床，还是十六人世。本想着一走了之，可公司告知他来程的机票签证钱都得在工资里扣，完了还得赔付一笔钱。咬咬牙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？干呗。
承受过公司培训后，他开端像模像样地工作，每天到探探、微信、以至是同性恋平台上寻觅目的猎物。他说，同性恋者更容易骗，由于很少人愿意了解他们。老何每天都在和不同的人聊天，可他就是下不去手，只好趁火打劫，含混过关。他感到人与人的信任过于脆弱，愿意置信内心的良知。
日复一日的无聊耗费和苛刻的公司制度最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也说不上来。有一天，这种奇异的觉得终于迸发了。骗他来的朋友在上班的时分，忽然跳起来对着面前的计算机大笑，喊道：“像你这么蠢的猪，不杀你杀谁。”原来，他朋友胜利地让一个福建商人输了一百多万，被逼得想要跳楼，却还在苦苦乞求把钱还给他。
故事到此戛但是止。老何曾经冲动地说不出话来。他终于把穿插的双手解开，用手指着桌子说，“这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！”那时，老何愈觉察得恶心，感到再也无法忍耐下去，他不晓得，他的朋友什么时分也会这样把他卖了。他匆匆逃离了公司。
“诶，认命吧。”老何说，
“回去还是开半挂车吧，一个月五六千，不折腾了。”
说完故事的第二天，他就回国了。
老何一直没有加我的微信。
逃离马尼拉
早在2003年，亚洲最早的网络博彩业牌照机构——第一卡加延（First Cagayan）就开端为网络博彩公司提供效劳，替菲律宾政府保证并监视博彩公司的合法运营，一共发放了114张牌照。
在2016年时，新上任的总统杜特尔特鼎力打击毒品和非法博彩业，拔除贪腐权力，并以政府的PAGCOR机构替代第一卡加延，成为菲律宾独一能够合法发放网络博彩牌照的机构。到2018年底为止，PAGCOR公司一共发放了56张牌照，未拿到牌照的博彩公司通通被视为非法公司，不受菲律宾政府维护。
拿到PAGCOR牌照同时也意味着要给菲律宾政府交税。杜特尔特不只把发放牌照的权利紧紧握在手上，还经过立法的方式为博彩公司获得合法位置。这样的举措使得菲律宾博彩业的税收在短短的3年内增长3倍，到2018年到达356.2亿比索（约50亿钱）。
PAGCOR公司作为菲律宾的国有企业，成为了杜特尔特当局的赚钱利器。固然正式的牌照只要56张，但是一些大型的博彩集团经过“挂靠”的方式为一些无证的小型公司提供庇护，使得菲律宾的网络博彩公司得以遍地开花。除了这些遭到正式和非正式庇护的公司外，还有很多难以统计的非法小公司散落在菲律宾的各个角落。
网络博彩公司的主要工作人员有三类，客服、财务与推行，客服和财务有相对固定的收入，但是关于推行的工作而言，公司遵照工资加提成的奖惩薪资制度。来自福建的小赵通知我，贝壳社区发布他们公司的推行都以团队方式运作，由组长带队拼业绩，常常处于高压状态。
关于个人而言，也有十分详细的奖惩制度。小赵刚进去的时分，第一个月的月薪是一万钱，假如达不到业绩请求，第二个月的底薪就会减半，以此类推。底薪有可能减少到零。因此，在这样的薪资制度下，在推行岗位上的人只能想方设法去拉业务，毕竟他们大多数人刚进公司的时分就被告知欠了一堆债，包括中介费、签证费、机票等。
当他们抵达公司签劳动合同的时分，公司就会以办理长期工作签证的名义没收他们的护照，以便更好地管理（控制）他们。他们大多数人不晓得的是，这些合同里面其实包含着各种霸王条款，如来马尼拉的一切费用只是公司帮助垫付，假如他们毁约辞职，不只要赔付高额的违约金，还要把公司为他们垫付的一切费用一并交齐。我听过最离谱的赔付项目，是办公室的空气费。
不久之后，他们就会发现，比起挣钱发财，更象是在打工还债。无独有偶，从事推行的人有很多原本就是赌徒。小赵说，每当他们公司放假的时分，宿舍简直是空无一人，大家都进来搏一把，以希冀可以更早地摆脱如今的工作状态。
这是一部正在发作的《赌博默示录》。一些员工到了赌场之后，一下子就会把刚发的工资输个精光。虽然也真的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一夜摆脱债务，辞工回国。就在我误闯入这家旅馆的前两天，阿吉好不容易从小黑屋逃出来了，他的朋友却为了一千块钱把他骗回去了。正是他交往十几年的朋友，说为他担保，前提只需他愿意回公司一趟，交了赔偿金，就会把扣押的护照还给他，让他回国。
他回去了，仅仅由于信任这位朋友，等来的却是钢管和小黑屋里漫长的夜。公司的几个人死死按住他的手，压在桌子上，然后一棍一棍地敲下去。我想，那一晚，很多人都听到了他的嘶叫声。所幸，他最后还是趁看押他的人不备之时，再次逃回了这家客栈。
我不想浪漫地想象狗推们的能动性，特别是关于这些流亡者而言，明天会在哪里都是个未知数。在严苛的公司制度下，他们也没有过多的灵敏性可言，只能在上班的时分趁火打劫，贝壳社区发布混够了合约期分开。当我在客栈遇到他们的时分，他们都没有护照，一边喝酒一边骂无良的中介，末了还要补一句“他妈的回去还是要靠他们”。
丧失了护照、身份证和现金的他们，只能凭着手机上的护照照片，找到旅游中介帮他们找一家不需求护照也能够入住的旅馆，然后到左近的中国领事馆办理回国的游览证。由于没有银行卡和现金，只能经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找到公开换汇的中国人，勉强支付在马尼拉的房费和伙食。探听分明菲律宾海关的通关费后，最后一天留着足够的现金，仓皇逃离马尼拉。
后来，那个扔了手机就跑的小五再次联络我时，曾经交了6000块钱参加了一家传销组织。在那里，他终于感遭到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友谊。
他说：“这里没有诈骗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