贝壳社区发布环球博讯一圈逃离马尼拉:躲在烟花巷里的网络博彩公司狗推们
在逃的“狗推”们
午夜,坐在客栈的酒吧长廊里喝着San Miguel,贝壳社区发布我收到了一条信息:“哥,我曾经到深圳了。有时间常联络。”没等我说话,老何就在我旁边乐呵,由于他也收到了相同的信息。我们一块坐着,都为小五松了一口吻。下一个回国的,就该是老何了。
小五来自宁夏,刚十九岁,从博彩公司逃窜的时分,不当心把用于工作的两部手机也带出来了。大约是由于太惧怕,顾不及冷静下来,两手一甩就把手机扔了,然后逃到了这家“龙门客栈”。每天除了到马路对面的便利店买点面包,他简直不断躲在房间里,不敢露脸。就算偶然出来透个气,也会不断黏在老何身边。老何说:“他带走的手机触及公司的信息,很可能会被抓回去。”一旦被抓回去,他们有一万种方法折磨你。一开端我还觉得有点危言耸听,听过些网络上传播的故事,固然在网络上听过,我也不尽然全信;直到我来到这里,贝壳社区发布听着故事到拂晓破晓。
到马尼拉从事博彩行业的人,带着不同的阅历来,最终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个游戏中。有的人是主动来淘金的,但有的人是被朋友骗来的;有的人在国内欠了一堆贷款或赌债,博彩是他们翻身的最后一棵稻草,只能拼死一搏。还有的人,则是被中介公司的人忽悠来的。小五就是被“黑中介”骗来的,他也是后来才晓得,诈骗是这里来钱的独一活法。“黑中介拉一个人3000块,干满一个星期加1000,干满一个月还能拿到更多。”老何估摸地算了下,中介公司拉一个人来马尼拉能够轻松挣个七八千。除了劳务派遣的中介费,还有签证和机票钱,中介公司都能够从中获利。而这些钱,最终都会算在博彩从业者身上。
东南亚的博彩和中介公司通常都会以游戏推行的名义招聘员工,也提供人事、助理或是财务等职位。但大家都分明,最缺的就是推行,特别是“狗推”。所谓的游戏推行有三个阶级:天推、地推和狗推;说白了都是拉人来投资/赌博的,只是渠道和手腕不一样。
天推指的是公司会每天发给你一些客户名单,不需求本人找资源;地推固然资源没那么优越,但也能够在一些网站和群聊里找到适宜的猎物;而狗推呢,全靠一双手在网上码字,经过各种社交平台发掘客户,这个过程通常会随同着复杂的情感劳动。公司会提供一些特定的聊天模板,让他们能够随时转换成白富美、贝壳社区发布高富帅等任何一种角色,经过“诈骗”感情和获得信任来到达目的。
狗推们心里都分明,推行的最终目的,是让客户失去金钱。
阿吉是个东北人,和小五差不多都是同一时分逃到这家旅馆,碰巧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他一边给我这个“小白”上课,一边描绘他异常无聊的狗推生活:日复一日戴着不同的面具寻觅猎物。大局部时分,他都在扮演心爱的女生跟一帮大老爷儿们调情,光这点就让他这个东北纯爷们儿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通常,他们会先摸分明对方大约有几钱,然后渐渐引他入局;以在公司内部有渠道为由,骗他们投资或者充值;然后再以各种理由锁定账户或者封锁网站,里面的钱就再也取不出来了,全都流进了博彩公司的银行账号里。
就在阿吉耐烦地为我解说博彩公司的各种角色时,老何忽然来了这么一句:“逃出来的全他妈是狗推”“太恶心了”。老何没喝多,但说话有点上头,大家都在旁边听着,然后低着头,各自缄默。我们围坐在一块喝着酒,把话题扯开,不久又扯回来。想谈,又不想谈。
大家东一句西一句,混杂着各种叙事,可中间一直隔着太多的省略号。只是,每当有人见怪黑中介和博彩公司的时分,老何又会跳出来说:“怨不得他人,要怪就怪本人贪,活该。”
大家又再次缄默。
马卡蒂的夜
刚住进这家客栈的时分,我并未撞见这些想尽一切方法逃离博彩公司的人,他们仿佛不存在一样。我每天一个人穿越于马尼拉的各个角落,从Poblacion到帕塞,又从唐人街回到马卡蒂。贝壳社区发布但一切我遇到的当地人都会通知我,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工作。
我后来晓得,他们所说的“工作”根本意味着两个意义:博彩和毒品。马卡蒂的博彩公司的大厦不断灯火通明,从旅馆左近的阿亚拉大道望过去,有些楼层一片一片地亮着灯。在里面工作的菜农们,就像是夜里的幽魂,两点一线地往复于公司和宿舍。
马卡蒂是马尼拉大都会的其中一个城市,也因其金融业务兴旺被誉为“亚洲的曼哈顿”,处处都有商业大厦和现代化商城。写字楼外面的世界,常常纸醉金迷。
白昼,上班族衣着西装领带穿越在红绿灯中间;可一到午夜,这里又换了营生,变成了繁华的烟花巷。小姐姐们衣着超短裙,拉着白人老头在街上聊天;半工半读的高中生揣着兜里的Cialis,无聊地蹲在路边,只盼着能多卖几盒——那是特地为贪婪的白人老头儿准备的壮阳药,他们常常喜欢一次带三个小姐姐。而一盒Cialis,管够四天。
“No money no honey。”保安大哥笑容地看着我,又望了望坐在客栈门口等候爱情和蔼意的年轻人,淡淡地说道。每天看着人来人往,他深谙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。
这家龙门客栈就藏在这纸醉金迷的马卡蒂闹市中,由于靠近中国大使馆,又是左近最廉价的客栈,成为了流亡者们的最佳选择。从博彩公司逃出来的这些人,就像二战的难民普通,等候着一张去往自在世界的通行证。不同的是,他们等候的是中国大使馆签发的游览证。
客栈的二楼是一个餐厅酒吧,晚上偶然会有驻唱歌手安静地唱几首,贝壳社区发布餐厅往上的几层,则是住宿的房间。从二楼餐吧的走廊望进来,正是马卡蒂最繁华的红灯区和酒吧街。站在走廊抽烟,便能够听到街上的叫卖和调情发出的笑声。
若不是我当时决议多逗留一会儿,跑到走廊上抽烟,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他们。我们中间所隔着的,不只是客栈的房门,更是后来令我难过的所谓的社会区隔。他们顽固地置信,一个博士生永远不会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。大约是由于我比他们更顽固,在我的软磨硬泡下,竟算交上了半个朋友。在马尼拉的那些夜里,我和阿吉、老何、小五他们一块抽烟、喝酒、泡夜店,然后各自分开这座城市。
开半挂车的老何
老何是个河南人,以前是开半挂车的,拉点买卖,勉强一个月有五六千块的赚头。他总是衣着白色的短袖上衣,双手插在胸前,轻轻显露那中年发福的啤酒肚。大约是微胖的关系,总有点笑佛的自由感,笑起来的时分让人感到踏实。年轻时开着半挂车不断在外跑长途,整日不在家里,媳妇儿自然也没下落。往常三十多岁,身无分文,“明天都不晓得尿在哪儿”,更别说娶媳妇儿了。
虽然生活困顿,娶媳妇儿只能是痴人说梦,可他还是看上了刚参加我们的一个女孩儿。我们坐走廊上喝酒时,有个女孩儿走过来,发现我们是中国人,便参加了我们。
她衣着一身利落的职业西装,像是来这出差的商务人士,一脸疲惫地坐在一旁。由于她不断猎奇地探听大家的来路,又不喝酒,惹起了阿吉的警觉,但女孩儿坚持承认本人是记者。这时我忽然认识到,我也是那个不合时宜的“男孩儿”。大家的说话又在试探与缄默中交替停止。
老何在一旁听着,开端跟女孩儿聊一些严肃的家国话题,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悲观的想法和对党国的怨。我和阿吉都觉得到老何诉苦和寻求了解的愿望,但是女孩儿无法承受一个充溢阴谋论的论说,居然跟老何吵起来了。最后谁也争不过谁,女孩索性离席了。
女孩儿走后,老何一双眼睛直勾勾盯着我说,”我想上她。” 我一时不知作何回应,只好大笑,酒桌上的荷尔蒙混杂着彩色的LED灯、街上行人的恼怒声、餐吧的音乐声,一同飘荡在马尼拉的上空,然后慢慢散去。正好像这里一切的交集,都会慢慢消逝。
大约是女孩儿忽然离席勾起了某种悠远的共鸣,老何终于开端放松了他对我的警戒。他开端想起来本人如何一步步地掉进了马尼拉的菠菜圈(博彩)里,成为一个不合格的菜农,又为何赶忙逃到了这里。正是这个无论如何也不愿加我微信的老何,在我们认识的第一天跟我聊到了清晨五点。“我不论你是不是记者,是不是来挖黑的,反正我都不论了。你要拍照也随意你,完了在文章里把我打上马赛克就行了。”
我想那个女孩儿是真的触发了他脆弱的一面。
老何做了十几年的货车司机,从青年开到中年,没什么特别的,生活就一天天平淡地过去了。钱挣不多,但也饿不死,总算有口饭吃。有一天,他照例开着半挂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,后面忽然蹿出来一辆卡车,嘭的一声就撞上了他的车,幸亏他及时停稳了车,才没有因急剎形成侧翻。那是他第一次感遭到生命的真实存在,原来死亡离本人那么近。
老何本来以为这是一同不测的事情,但事故的真相忽然令他深信的某些东西霎时崩塌了。撞他的那个人,本来车就蹭坏了,由于没买保险,又没能让前一个人为他买单,情急之下,只好在老何身上碰碰运气,想经过制造另一同不测,让老何负个全责。老何简直把能想到的粗口都骂了一遍,可还是无法了解,是什么样的生活把人逼到要用生命的代价去换一口饭吃?
就这样,老何没再开过半挂车。他开端放弃以前的生活,想要发财。贝壳社区发布他开端觉得,只要发财了,生命才不会变得这么低价,面对死亡时才不会如此无力。“人不能什么都没享用过就见棺材了,对吧?” 后来,在朋友的引见下,他进了传销组织,又出来了。再后来,又在朋友的引见下,他来到了马尼拉。
到马尼拉的时分,老何才发现本人被朋友卖了。这个朋友可是他的发小。他朋友不只拿中介费,还一改和蔼的脸色,让他乖乖地上交了护照和手机,软硬兼施让他留下来。连本来保证的薪资,也变成了甘美的圈套。
“一个月下来撑死三四千块。”老何愤愤不平地说。说好的别墅宿舍,也变成了拥堵黑暗的双架床,还是十六人世。本想着一走了之,可公司告知他来程的机票签证钱都得在工资里扣,完了还得赔付一笔钱。咬咬牙,没什么大不了的吧?干呗。
承受过公司培训后,他开端像模像样地工作,每天到探探、微信、以至是同性恋平台上寻觅目的猎物。他说,同性恋者更容易骗,由于很少人愿意了解他们。老何每天都在和不同的人聊天,可他就是下不去手,只好趁火打劫,含混过关。他感到人与人的信任过于脆弱,愿意置信内心的良知。
日复一日的无聊耗费和苛刻的公司制度最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也说不上来。有一天,这种奇异的觉得终于迸发了。骗他来的朋友在上班的时分,忽然跳起来对着面前的计算机大笑,喊道:“像你这么蠢的猪,不杀你杀谁。”原来,他朋友胜利地让一个福建商人输了一百多万,被逼得想要跳楼,却还在苦苦乞求把钱还给他。
故事到此戛但是止。老何曾经冲动地说不出话来。他终于把穿插的双手解开,用手指着桌子说,“这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!”那时,老何愈觉察得恶心,感到再也无法忍耐下去,他不晓得,他的朋友什么时分也会这样把他卖了。他匆匆逃离了公司。
“诶,认命吧。”老何说,
“回去还是开半挂车吧,一个月五六千,不折腾了。”
说完故事的第二天,他就回国了。
老何一直没有加我的微信。
逃离马尼拉
早在2003年,亚洲最早的网络博彩业牌照机构——第一卡加延(First Cagayan)就开端为网络博彩公司提供效劳,替菲律宾政府保证并监视博彩公司的合法运营,一共发放了114张牌照。
在2016年时,新上任的总统杜特尔特鼎力打击毒品和非法博彩业,拔除贪腐权力,并以政府的PAGCOR机构替代第一卡加延,成为菲律宾独一能够合法发放网络博彩牌照的机构。到2018年底为止,PAGCOR公司一共发放了56张牌照,未拿到牌照的博彩公司通通被视为非法公司,不受菲律宾政府维护。
拿到PAGCOR牌照同时也意味着要给菲律宾政府交税。杜特尔特不只把发放牌照的权利紧紧握在手上,还经过立法的方式为博彩公司获得合法位置。这样的举措使得菲律宾博彩业的税收在短短的3年内增长3倍,到2018年到达356.2亿比索(约50亿钱)。
PAGCOR公司作为菲律宾的国有企业,成为了杜特尔特当局的赚钱利器。固然正式的牌照只要56张,但是一些大型的博彩集团经过“挂靠”的方式为一些无证的小型公司提供庇护,使得菲律宾的网络博彩公司得以遍地开花。除了这些遭到正式和非正式庇护的公司外,还有很多难以统计的非法小公司散落在菲律宾的各个角落。
网络博彩公司的主要工作人员有三类,客服、财务与推行,客服和财务有相对固定的收入,但是关于推行的工作而言,公司遵照工资加提成的奖惩薪资制度。来自福建的小赵通知我,贝壳社区发布他们公司的推行都以团队方式运作,由组长带队拼业绩,常常处于高压状态。
关于个人而言,也有十分详细的奖惩制度。小赵刚进去的时分,第一个月的月薪是一万钱,假如达不到业绩请求,第二个月的底薪就会减半,以此类推。底薪有可能减少到零。因此,在这样的薪资制度下,在推行岗位上的人只能想方设法去拉业务,毕竟他们大多数人刚进公司的时分就被告知欠了一堆债,包括中介费、签证费、机票等。
当他们抵达公司签劳动合同的时分,公司就会以办理长期工作签证的名义没收他们的护照,以便更好地管理(控制)他们。他们大多数人不晓得的是,这些合同里面其实包含着各种霸王条款,如来马尼拉的一切费用只是公司帮助垫付,假如他们毁约辞职,不只要赔付高额的违约金,还要把公司为他们垫付的一切费用一并交齐。我听过最离谱的赔付项目,是办公室的空气费。
不久之后,他们就会发现,比起挣钱发财,更象是在打工还债。无独有偶,从事推行的人有很多原本就是赌徒。小赵说,每当他们公司放假的时分,宿舍简直是空无一人,大家都进来搏一把,以希冀可以更早地摆脱如今的工作状态。
这是一部正在发作的《赌博默示录》。一些员工到了赌场之后,一下子就会把刚发的工资输个精光。虽然也真的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一夜摆脱债务,辞工回国。就在我误闯入这家旅馆的前两天,阿吉好不容易从小黑屋逃出来了,他的朋友却为了一千块钱把他骗回去了。正是他交往十几年的朋友,说为他担保,前提只需他愿意回公司一趟,交了赔偿金,就会把扣押的护照还给他,让他回国。
他回去了,仅仅由于信任这位朋友,等来的却是钢管和小黑屋里漫长的夜。公司的几个人死死按住他的手,压在桌子上,然后一棍一棍地敲下去。我想,那一晚,很多人都听到了他的嘶叫声。所幸,他最后还是趁看押他的人不备之时,再次逃回了这家客栈。
我不想浪漫地想象狗推们的能动性,特别是关于这些流亡者而言,明天会在哪里都是个未知数。在严苛的公司制度下,他们也没有过多的灵敏性可言,只能在上班的时分趁火打劫,贝壳社区发布混够了合约期分开。当我在客栈遇到他们的时分,他们都没有护照,一边喝酒一边骂无良的中介,末了还要补一句“他妈的回去还是要靠他们”。
丧失了护照、身份证和现金的他们,只能凭着手机上的护照照片,找到旅游中介帮他们找一家不需求护照也能够入住的旅馆,然后到左近的中国领事馆办理回国的游览证。由于没有银行卡和现金,只能经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找到公开换汇的中国人,勉强支付在马尼拉的房费和伙食。探听分明菲律宾海关的通关费后,最后一天留着足够的现金,仓皇逃离马尼拉。
后来,那个扔了手机就跑的小五再次联络我时,曾经交了6000块钱参加了一家传销组织。在那里,他终于感遭到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友谊。
他说:“这里没有诈骗。”